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上午八时，半山区周宅的书房里，周景明对着维多利亚女王肖像举起酒杯。琥珀色的威士忌在杯中荡漾，倒映着他扭曲的面容。这个曾经在香港政商界长袖善舞的经济科长，此刻正站在自己精心打造的黄金牢笼里，品尝着背叛的苦果。
"敬您，陛下。"他将酒液泼在肖像上，"您统治了一个时代，而我...连自己的命运都主宰不了。"
书桌上散落着三份文件：日本占领军的经济顾问聘书、"创世纪"组织的入会邀请函、以及那份决定他命运的《商业咨询与资产托管协议》。每一张纸都像镣铐，将他牢牢锁在这座华丽的囚笼中。
窗外，台风的余威仍在肆虐，树枝抽打着玻璃，仿佛在催促他做出最后的抉择。他想起今晨接到的密报：浅水湾酒店的枪声、鲤鱼门的爆炸、还有那个叫黛的女人带着"火种库"水晶逃脱的消息。每一个讯息都像重锤，敲打着他早已不堪重负的良知。
当老管家端着茶点进来时，周景明突然抓住他的手腕："福伯，你还记得...我们第一次见林先生的情景吗？"
老管家微微一怔，布满皱纹的脸上掠过复杂的神色："那是一九三六年春天，老爷。林先生在太平山书房教您读《左传》。"
周景明松开手，颓然坐回扶手椅。是啊，那个教他"立德立功立言"三不朽的恩师，那个引荐他加入"云雀"的领路人，如今尸骨早已寒透。而他这个得意门生，却成了人人唾弃的叛徒。
他颤抖着打开怀表，表盖内侧的照片上，妻子晚晴温柔地微笑着。这个被他送往瑞士的女人，至今都不知道丈夫每天都在背叛着他们曾经的理想。
上午八时二十分，一个意外的访客打破了周宅的死寂。来者竟是杉田健次郎的副官，带着占领军司令部的紧急命令：立即核查全港金融机构的贵金属储备。
在副官冷漠的注视下，周景明打开了密室保险柜。当他的目光掠过那排金条时，突然注意到最底层那个毫不起眼的青铜匣——这是林枕书遇难前托付给他的"最后火种"。
"这是？"副官敏锐地发问。
周景明的心跳几乎停止，但面上依然镇定："先父的遗物，些无关紧要的古董。"他故意让一枚西班牙银元从指间滑落，清脆的响声成功转移了对方的注意力。
在副官弯腰拾捡的瞬间，周景明用林枕书亲授的指法轻叩匣面。细微的震动传来，确认其中的微缩胶片安然无恙。这是"云雀"网络最后的备份，记录着所有潜伏人员的身份密码。
送走副官后，周景明在书房里来回踱步。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，每一步都像在倒数他最后的救赎时机。他想起今晨得知的消息：阿海葬身鲤鱼门，小陈血溅青衣岛。这些他曾经轻视的"小人物"，正在用生命书写着他早已遗忘的誓言。
他突然冲到酒柜前，疯狂地翻找。在暗格里，他摸到了那把他以为永远不会使用的勃朗宁手枪。冰冷的金属触感让他打了个寒颤，却也让他前所未有地清醒。
《左传》中的句子浮现在脑海："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。"他周景明这一生，德已失，言已妄，唯剩这最后立功的机会。
上午八时五十分，周景明做出了人生第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决定。他唤来老管家，将青铜匣郑重交出：
"福伯，把这个送到圣约翰教堂，放进第三告解室。"
老管家浑浊的眼中闪过一道光："老爷，您确定？"
"我确定。"周景明整理着领带，"是时候做个了断了。"
他坐下来，开始书写三封信：
第一封给瑞士的妻子，只有短短一行："晚晴，请原谅我这个不称职的丈夫。"
第二封给"账房"，详细列出了日军经济部署的薄弱点。
第三封则用密码写成，记录着他掌握的"创世纪"组织在亚洲的联络点。
当钟声敲响九点时，周景明穿上最考究的三件套西装，仔细梳理头发。他最后看了眼镜中的自己，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经济奇才，如今只剩下一具被贪婪和恐惧蛀空的皮囊。
他拿起电话，接通了杉田的直线："大佐，我有重要情报。关于'火种库'...是的，我愿意全盘托出。"
挂断电话后，他平静地给手枪装上消音器。窗外的风雨渐渐平息，一缕难得的阳光穿透云层，照在书桌上那本摊开的《左传》上。泛黄的书页上，一句用朱笔圈出的话格外醒目："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。"
上午九时十五分，当杉田的车辆驶入周宅大门时，一声沉闷的枪响从书房传出。周景明倒在维多利亚女王肖像前，鲜血缓缓漫过散落在地的文件。他的右手紧紧攥着一枚生锈的铜币——那是1937年南京沦陷前夜，林枕书送给他的最后一枚"袁大头"。
老管家站在门外，听着渐近的脚步声，悄然将一张字条塞进墙缝："精卫衔微木，将以填沧海。"这是周景明最后的留言，也是一个背叛者用生命完成的救赎。
当杉田破门而入时，最先注意到的是周景明唇角那抹奇特的微笑。这个一生都在算计得失的男人，在最后一刻终于找到了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。而那枚沾血的铜币，在阳光下闪着诡异的光泽，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未竟的故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