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启二十一年，腊月。建安城的冬天难得飘起了细雪，这是登陆三年来头一回。
雪花落在刚刚竣工的忠烈祠琉璃瓦上，将汉式建筑装点得格外肃穆。祠内，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七个牌位整齐排列，每个牌位上都刻着阵亡者的姓名、籍贯和阵亡地点。
曹植亲自担任主祭，身后站着文武百官和阵亡将士家属。
当念到最后一个名字——“秦怀远，年十九，建安生人，狼牙谷阵亡”时，那位第一个通过科举的土着青年的母亲，一位奇穆族妇女，用生硬的汉语哭喊着“我的儿啊”，哭声在祠内回荡，令人心碎。
祭礼结束后，曹植没有回宫，而是直接来到政务堂。炭火烧得很旺，但他的心比外面的冰雪更冷。
“把阵亡抚恤的章程再念一遍。”他的声音有些沙哑。
董昭展开文书：“阵亡将士，无论汉夷，其父母妻儿终身免赋，子女入学由官府供养。无子者，择同族子弟继嗣，享同等抚恤。”
“执行情况？”
“已发放七成，余下因部分将士籍贯不明，正在核实。”
曹植拍案而起：“人都死了，还要核实什么？先发抚恤，再行核实！”
这是战后他第一次发怒。堂内众臣肃立，无人敢言。
沉默良久，曹植缓缓坐下：“是孤失态了。继续说。”
刘晔呈上战后总结报告。报告详细分析了此战的得失：得在于将士用命、民心可用；失在于情报滞后、内防松懈、各军种配合生疏。
最触目惊心的是伤亡统计：阵亡将士中，有三成死于内奸泄露军情，两成死于各部队配合失误。
“我们胜了，但胜得侥幸。”曹植合上报告，“若罗马统帅不是那么急于求成，若蒂亚瓦纳科主帅不是那么刚愎自用，今日在忠烈祠里的牌位，恐怕还要多上一倍。”
他环视众臣：“诸位，该醒醒了。”
次日，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始了。
军事上，曹仁主持重组全军：
仿照帝国军队最新编制，废除旧式改为“师-旅-营”三级指挥体系；设立总参谋部，统筹各军种协同；组建专业工兵部队和医疗部队；建立军官轮训制度，每季集训。
周循负责水师改革：设立海军学院，系统培养水手和军官；制定《海军操典》，规范作战流程；扩建镇北港和新建的东海港，形成南北呼应。
政治上，改革更为深刻。
刘晔主持修订《唐汉新律》，增设《叛国罪专条》，凡通敌卖国者，不分贵贱，一律处极刑，家产充公。
钟繇推行“教化新政”：在各县设立官学，强制适龄儿童入学；编写《唐汉公民读本》，强调“汉夷一家，皆为唐汉子民”；规定所有官员必须通晓至少一种土着语言。
经济上，董昭建立战时储备体系：在全国建立八大粮仓，常备三年存粮；设立战略物资储备库，储存铁器、药材、战马等；鼓励民间建立互助粮仓，官方给予补助。
最引人注目的是曹植亲自推动的“科技振兴”计划。
他在建安城西划出千亩土地，建立“格物院”，下设农科、工科、医科、兵科四大学馆。不仅聘请汉人学者，还重金礼聘玛雅天文学家、印加水利工程师、奇穆冶金师前来讲学。
“我们要学习的还很多。”在格物院开工仪式上，曹植对首批学员说，“玛雅人的历法比我们精确，印加人的石工技艺令人惊叹，奇穆人的青铜配方独步天下。取彼之长，补己之短，方能立于不败之地。”
改革之路，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伴随着波折和挑战。
在曹植推行新政的过程中，废除土司世袭制的举措，无疑触动了部分部落首领的既得利益，引发了一场潜在的危机。
在那个时代，土司世袭制是许多部落首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。他们世世代代统治着自己的领地，享受着无上的尊荣和权力。
然而，曹植的改革意图打破这种传统，将权力收归中央，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，以期建立一个更加统一和强大的唐汉帝国。
废除世袭制的决定，遭到了八个部落首领的强烈反对。他们私下串联，密谋在春节这个喜庆的时刻发难，试图通过联合的力量来阻止改革的进行。他们认为，只有保持世袭制度，才能确保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不受侵犯。
然而，这一次，王国的情报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他们提前发现了这些部落首领的动向，并及时向唐汉王曹植汇报了情况。
面对可能的叛乱，曹植没有选择立即采取镇压措施，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巧妙的策略。
腊月二十三，曹植在建安城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王府盛宴，邀请了那些反对改革的部落首领。他希望通过这次宴会，能够缓和紧张的气氛，并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方案。
宴会开始后，气氛一度热烈。酒过三巡，曹植突然放下酒杯，目光扫过在场的首领们，平静地问道：“孤听说，有人对新政不满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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