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五)
1986年深秋的风,裹着石灰窑的粉尘,在正坝区中学的校园里打旋。期中考试结束的铃声刚落,邓鑫元还没把铅笔盒塞进书包,就被一股浓郁的香味勾住了脚步——是烧白,那种五花肉经酱油焖煮后,混着梅干菜的油香,能飘满半个校园。
他攥着帆布书包的带子,顺着香味往食堂挪。食堂窗口前已经排起了长队,蒸笼里冒出的白汽裹着热气,把玻璃糊得模糊一片。邓鑫元踮起脚,勉强能看见玻璃后,瓷碗里的烧白颤巍巍的,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浸在酱色汤汁里,油光顺着碗边往下滴。他下意识摸了摸口袋,里面藏着一张皱巴巴的五角钱纸币,边缘被反复摩挲得发卷,边角还沾着点泥土——这是上周回家时,母亲卖了近十个鸡蛋换来的。临走前母亲把钱塞进他手心,指尖的老茧蹭得他掌心生疼:“别总啃红薯,偶尔买份热菜,别冻着肚子。”可他知道,家里的鸡一个月才下二十多个蛋,十个鸡蛋够妹妹买两本作业本,够父亲买一包最便宜的烟,这五角钱,是家里好几天的零碎开支。
“邓鑫元,打份烧白不?”朱建军端着饭盒从食堂挤出来,饭盒盖没盖严,油香顺着缝隙往外飘。邓鑫元看见,他的饭盒里躺着三块烧白,上面撒着翠绿的葱花,油汁把米饭浸得发亮。朱建军咬了一大口,满足地咂咂嘴:“我爸这个月给了五块钱,够我吃二十次烧白!下次我请你。”
邓鑫元连忙摇摇头,把目光从饭盒上移开——他怕再看一眼,就忍不住把那五角钱花出去。烧白两毛五一份,买一份就剩两毛五,够买五份素炒白菜,能撑五天的菜钱;可要是买了,接下来几天就得靠咸菜配饭,他舍不得。他转身走向水渠边的石阶,书包里的铝缸撞出轻微的声响。铝缸里装着早上从家里带来的红薯,放了大半天,早已凉透,表皮皱巴巴的,像老太太干枯的手。他坐在石阶上,打开铝缸,拿出一个红薯,刚咬下去就“咯吱”一声,硬得像啃石块,渣子卡在牙缝里,剌得牙龈发疼。远处食堂传来碗筷碰撞的脆响,夹杂着同学们的笑声,烧白的香味顺着风飘过来,勾得他胃里一阵翻腾,空落落的肚子“咕噜”叫了一声,在安静的水渠边格外清晰。
这是他在区中学的第三个月,食堂的价目表早已刻进了他脑子里,比课本上的乘法表还熟:烧白两毛五一份,肉片汤两毛,素炒白菜五分,最便宜的菜汤两分。每天吃饭前,他都要在心里反复盘算——母亲每个月只能凑出两块钱生活费,这钱要管三十天的菜钱,还得留着应急。要是每天买一份五分的白菜,一个月要一块五,能剩五毛;要是偶尔买份两毛的肉片汤,那接下来三天就得靠咸菜度日。所以大多数时候,他都只啃自带的红薯、土豆,就着家里腌的咸菜,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在食堂的菜上。
晚自习的钟声敲响时,邓鑫元的肚子叫得更凶了。教室里的煤油灯昏黄,照在课本上,铅字都显得模糊。他把数学课本立起来,挡住脸,假装低头做题,余光却忍不住瞟向校门口——那个卖包子的老汉果然又来了,推着一辆掉了漆的独轮车,车把上挂着个铁皮喇叭。竹筐上盖着厚厚的棉被,掀开一角,白胖胖的包子冒着热气,油星子透过粗布渗出来,在昏黄的路灯下闪着微光,像撒了把碎金子。
“菜包一毛一个,肉包两毛!”老汉的吆喝声透过喇叭传过来,像钩子似的勾着人的胃口,“刚蒸好的,热乎着呢,一口下去全是馅!”
有同学掏出硬币跑出去,老汉接过钱,麻利地从竹筐里拿出包子,用油纸包好递过去,动作快得像变戏法。邓鑫元下意识摸了摸口袋里的五角钱,指尖反复摩挲着纸币的纹路——一毛钱一个菜包,买一个就剩四毛,够买八份白菜;可要是不买,这漫漫长夜,肚子恐怕撑不住。他咽了口唾沫,喉结动了动,又把钱攥紧了——还是算了,省下来的钱,说不定能买一本缺的数学练习册。他把目光重新移回课本,可那些铅字像是活了过来,一个个晃悠着变成了胖乎乎的包子,有的是菜馅的,翠绿的青菜露在外面;有的是肉馅的,咬开能看见油汪汪的汤汁。他用力眨了眨眼,想把幻觉赶走,肚子却更疼了,像有只手在里面攥着,又酸又胀。
“邓鑫元,我请你吃!”朱建军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,手里拿着一个肉包,油汁顺着指缝往下滴,落在课本上,晕开一小片油渍。“我爸多给了我一块钱,咱一人一个!”
邓鑫元连忙摆摆手,指尖却不受控制地蜷缩起来——他太想吃了,肉包的香味飘进鼻子里,勾得他连呼吸都变快了。可他不能要,朱建军的钱也是家里给的,自己怎么能平白占同学的便宜?他想起上周日回家,母亲翻箱倒柜,从针线筐的夹层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,凑了两块钱递给他:“在学校别饿肚子,要是钱不够,妈再去卖几个鸡蛋。”母亲说这话时,眼角红红的,他知道,家里的鸡蛋本是留着给妹妹补营养的,每卖一个,妹妹就少一顿加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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