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四）
1986年的秋夜，大巴山的风带着凉意，从白云村的土坯房窗缝里钻进来。邓鑫元躺在床上，盯着屋顶漏下来的一缕月光，耳边传来隔壁母亲压抑的咳嗽声，偶尔还夹杂着几声低低的啜泣。他攥紧粗布被角，眼泪悄悄浸湿了枕头——白天母亲拆改旧衣服时，他看见她手背的裂口渗着血，却还笑着说“不疼”。
床头叠着母亲准备的行李：改制的书包是用父亲穿旧的蓝布褂子改的，针脚细密，边角还缝了补丁加固；一套洗得发白的灰布衣服，是姐姐穿小后浆洗干净的，领口磨得发亮，却没有一丝污渍。邓鑫元摸了摸衣服，仿佛还能感受到母亲指尖的温度。
天刚蒙蒙亮，邓鑫元就起了床。他穿上那套“新”衣服，把母亲连夜煮好的鸡蛋塞进怀里，又背上家里特意请木匠打的松木箱子——箱子里装着几斤大米、一瓶腌咸菜、一床打了三层补丁的棉被，还有二哥送的三样东西：一只漆面斑驳的钢笔，笔帽上的漆掉了大半，却被二哥擦得锃亮；一本掉了封面的《钢铁是怎么炼成的》，书页里夹着二哥写的便签“好好读，有力量”；一支竹笛，是二哥用山上的竹子做的，吹孔处被磨得光滑。
“路上小心，到了学校给家里捎个信。”杨贵碧送他到村口老槐树下，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二元钞票，塞进他口袋，手指反复摩挲着他的袖口，“冷了就多穿点，别冻着。好好读书，给娘争气。”
邓鑫元点点头，喉咙发紧说不出话。他看着母亲鬓角的白发，看着村口熟悉的老槐树，看着远处田埂上四哥、六哥扛着锄头劳作的身影——他们比自己大不了几岁，却早已辍学下地，此刻正朝他挥手。他咬了咬嘴唇，转身踏上通往山外的土路，一步三回头，直到母亲瘦小的身影缩成一个黑点，像一株倔强的庄稼，在秋风中挺立着不肯挪步。
三十里山路，全是崎岖的土路。邓鑫元背着松木箱子，走得满头大汗，布鞋磨得脚底板发疼，却不敢停下——他怕天黑前赶不到学校。走到半路，远处传来“叮叮当当”的敲击声，夹杂着隐约的石灰味，三座圆顶的窑子卧在河岸边，像三只蹲守的巨兽，烟囱里冒出的白烟在蓝天下扯成细长的棉线。穿粗布褂子的工人正往窑里添柴，火焰舔着青石砖，映得他们的脸忽明忽暗——正坝区中学到了。
没有围墙的校园顺着山势铺开，几排红砖瓦房歪歪扭扭地杵在坡上，最远的那栋教室背后就是陡峭的山崖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。浑浊的水渠穿校而过，像条土黄色的带子把操场劈成两半，几个背着书包的学生正蹲在渠边漱口，嘴里的泡沫顺着水流漂向远处的水电站，水面还浮着一层亮晶晶的煤屑。
“新来的？”一个剃着平头的男生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力道大得让他踉跄了半步。男生咧嘴一笑，露出两颗小虎牙，指着水渠对岸的瓦房：“初一（3）班在那边，快去吧，要早读了。”
邓鑫元道了谢，提着箱子往教室走。教室的木门吱呀作响，推开时扬起一阵灰尘。三十多张木板搭成的课桌上，糊着的旧报纸早已泛黄翘起，有的桌腿缺了角，用石头垫着才勉强平稳。他选了最后排靠窗的位置，刚把布包塞进桌肚，就看见窗外飘来一团灰雾——烧石灰的窑子正在出窑，白蒙蒙的烟尘顺着风卷进教室，落在翻开的课本上，像撒了层薄薄的面粉。他咳嗽着擦了擦课本，心里却没觉得苦——能坐在区中学的教室里，已经比他想象中好太多。
开学第一周，邓鑫元就摸清了学校的“生存法则”。天不亮就得爬起来，借着石灰窑的火光跑到水渠边淘米，动作慢了就只能用沉淀着煤渣的浑水；蒸饭的铝缸必须刻上自己的名字，不然会被高年级学生换走——有同学的铝缸被换过，最后只能吃冷饭；下午放学要赶在天黑前过河，否则就得摸黑绕三公里山路，山路上有野兽出没，没人敢冒险。
最让他犯怵的是那条水渠。近两米深的渠水，上游连着双岔河煤厂，一开工，渠水就变成墨黑色，水面漂浮着煤屑，还泛着淡淡的硫磺味。可学生们没得选——女生蹲在石阶上洗衣服，肥皂泡裹着煤屑漂向蒸饭房；男生们赤膊跳进渠里洗澡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旁边洗菜的箩筐；甚至有人直接用搪瓷缸舀水喝，喉结滚动时，嘴角还沾着细小的煤渣。
“喝惯了就不觉得碜了。”同桌朱建军递给他半块烤红薯，红薯皮烤得焦黑，却散发着甜香，“我哥在煤厂上班，说这水里有硫磺，喝了不得生疮。”
邓鑫元咬了口红薯，甜味刚在舌尖散开，就看见水渠下游漂来个铝盆，里面泡着的白菜叶子打着旋儿，沾了一层煤灰。他突然想起母亲的话：“山里的水养人，再脏烧开了都能喝。”可在这里，水从来没人烧开过，大家都捧着搪瓷缸直接喝，仿佛那层煤渣只是无关紧要的装饰。他攥紧手里的红薯，心里发酸——原来山外的读书路，比他想象中更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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