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十一）
1988年秋末，正坝区中学的梧桐叶落得满地都是，踩上去“沙沙”响，像铺了层软毯子。邓鑫元抱着篮球站在罚球线前，望着不远处的篮筐愣神——篮筐还是去年修围墙时新换的，可他却再也不是从前那个能轻松跳起来摸篮板的少年了。自从得了急性心肌炎，他稍微一动就喘得厉害，刚才不过跑了半圈操场，心脏就像擂鼓似的在胸腔里跳，震得耳膜嗡嗡作响。
“发什么呆？球都要掉了。”张主任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手里还握着那把磨得发亮的大扫把，正一点点把跑道上的落叶扫到路边。他的鬓角又添了些白发，混在黑发里格外显眼，扫落叶时背微微佝偻着，比去年看起来更吃力了些。“我听黎老师说，你想考县师范？”
邓鑫元点点头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篮球上的纹路——篮球皮已经磨掉了一块，露出里面的橡胶，是朱建军淘汰给他的。考县师范是他早就想好的路，师范毕业能分配工作，还能吃上商品粮，这样就能早点挣钱补贴家用，让母亲不用再卖鸡蛋凑生活费。
张主任把扫成堆的落叶拢进簸箕，动作慢却稳，忽然开口：“我托镇上卫生院的老周，给你带了些黄芪，泡水喝能补补气，对你这身子骨好。”他说话时没回头，可邓鑫元却能看见他嘴角的笑意，像冬日里的暖阳，让人心里发暖。
那个周末，邓鑫元按照张主任说的时间，去他家拿黄芪。刚走到小平房门口，就听见屋里传来“簌簌”的针线声。推开门一看，张主任正坐在煤油灯旁，给女儿们缝棉衣，手里的针线在布上穿梭，动作熟练得不像个男老师。五个女孩围着桌子坐成一圈，也在做针线活：大女儿在缝棉袄的领口，二女儿在钉纽扣，最小的那个才到桌子高，正拿着小针给鞋底纳简单的花纹，针脚歪歪扭扭，却格外认真。
“来了？快坐。”张主任看见他，连忙放下针线，搓了搓布满老茧的手，不好意思地笑了，“你张婶去镇上给孩子买棉花了，我这手笨，缝得慢，别笑话。”他指了指墙上挂着的省劳模奖状，“你看那玩意儿，看着光鲜，还不如块补丁实在，能给孩子暖身子才管用。”
邓鑫元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墙上的镜框里，省劳动模范的奖状已经泛黄，边角卷了起来，却被擦得干干净净；旁边贴着五张三好学生证书，一张叠着一张，都是五个女儿得的，每张证书上都盖着鲜红的印章。窗外传来“吱呀”的挑水声，是张主任挑着水桶往厨房走，步伐比去年慢了些，水桶晃出的水花溅湿了裤脚，他却浑然不觉，只想着快点把水倒进缸里，好给邓鑫元泡黄芪水。
药罐在灶上“咕嘟”作响时，张主任从里屋拿出一个布包，里面装着晒干的黄芪，根根饱满，带着淡淡的药香。“每天泡三根，别多放，这东西性温，喝多了上火。”他仔细叮嘱着，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，“要是觉得苦，就少放半勺糖精，别放多了，对牙齿不好。”
喝最后一碗黄芪水那天，邓鑫元在操场碰见了廖森林。他比去年壮实了些，脸上有了点肉，不再是以前那个瘦得像根竹竿的模样，正帮朱占友搬课桌——朱占友家买了新家具，旧课桌没地方放，想搬到学校给同学们用。看见邓鑫元，廖森林放下课桌，咧开嘴笑了，露出两颗虎牙，比以前开朗了不少：“邓鑫元，下个月镇上有烙饼比赛，赢了能得五块钱奖金，你去不去？”
“不了。”邓鑫元摸了摸胸口，那里偶尔还会隐隐作痛，医生说不能再暴饮暴食，也不能剧烈运动，“我这身子骨，别说比赛了，吃五个烙饼就得躺三天，可不敢凑那热闹。”
两人正说着，远处传来王贵明的喊声。邓鑫元抬头一看，王贵明正抱着一摞作业本往办公室跑，怀里的本子堆得老高，他却跑得很稳。路过操场时，王贵明看见他们，连忙停下来挥了挥手，脸上带着笑——他的校服袖口别着道红杠，是纪律委员的标志。自从上次大家轮流跟他换饭，王贵明的气色好了很多，学习也更努力了，这次班干部选举，全票当选了纪律委员。
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，也把三个人的影子叠在一起，投在落满梧桐叶的跑道上，长长的一串。张主任扫操场的“沙沙”声从身后传来，混着远处教室里传来的琅琅读书声，还有石灰窑偶尔的“噼啪”声，在大巴山的暮色里慢慢漫延开来，像一首没有尽头的歌谣，温柔又坚定。
邓鑫元望着眼前的一切，心里忽然变得格外踏实。他知道，考县师范的路或许会很难，自己的身体也需要慢慢调养，可只要有张主任的关心，有廖森林、王贵明这样的朋友，再难的日子，也能一步步走下去。他握紧了手里的篮球，转身朝着教室的方向走去——还有很多题要做，还有很多知识要学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那些期待的目光，他不能停下脚步。
邓鑫元的蓝布褂子在秋风里鼓荡，像面褪了色的旗子。他攥着二哥用了三年的铁皮文具盒，指节把铁皮捏出细微的声响。正坝初中的青砖教学楼在晨雾里露出半截，檐角的风铃被风推着转，叮咚声里混着从食堂飘来的玉米糊糊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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