绍定六年（1233年）的临安城，沉浸在一片诡异的躁动中。权相史弥远在去年冬天的离世，仿佛揭开了压抑朝野二十年的铁幕。新近亲政的理宗赵昀，这位被史弥远扶上帝位的宗室子，亟待用一场不世功业来证明自己的正统与英明。而北方传来的消息，更让这种躁动变成了难以抑制的狂热——金国，那个与宋世仇百年的北方强邻，正处在最后的崩溃边缘。
一、 汴梁落日
此时的河南大地，已成人间炼狱。蒙古大将速不台率领的铁骑将金朝最后的都城蔡州（今河南汝南）围得水泄不通。曾经不可一世的金哀宗完颜守绪，此刻困守孤城，城内粮尽，以至于“人相食，殍死相望”。他知道覆亡在即，悲叹道：“我为金紫十年，太子十年，人主十年，自知无大过恶，死无所恨。但恨祖宗传祚百年，至我而绝。”
在这生死存亡之秋，一个看似荒谬却符合“敌人的敌人即是朋友”这一逻辑的联盟，在血与火的逼迫下仓促结成。蒙古方面，都元帅塔察儿派使者王楫至宋；而穷途末路的金哀宗，也派使臣阿虎带向南宋乞粮求援，言辞哀切：“蒙古灭国四十，以及西夏；夏亡，及于我；我亡，必及于宋。唇亡齿寒，自然之理。”
南宋朝廷对此展开了激烈辩论。刚刚摆脱史弥远阴影的理宗，在郑清之、乔行简等大臣的支持下，最终做出了一个影响后世百年国运的决定：拒绝金使，而与蒙古结盟。使者邹仲之、江海携带着诏书与军粮，前往蒙古军营，正式达成了联手灭金的协议。
端平元年（1234年）正月，宋将孟珙率精兵两万，携粮三十万石，与蒙古军会师蔡州城下。这场围城战惨烈异常。孟珙部将张顺率先攻破蔡州西门，蒙古军随后涌入。金哀宗在幽兰轩自缢而死，末帝完颜承麟在乱军中被杀，延续一百二十年的金朝宣告灭亡。
孟珙在废墟中找到了金哀宗烧焦的遗骸，与蒙古主帅塔察儿“分金主遗骨，及宝玉、法物”。当装着金主残骸的木函被快马送至临安时，整个朝廷沸腾了。太庙里举行了隆重的献俘仪式，靖康之耻仿佛在这一刻得以洗刷。理宗在紫宸殿接受百官朝贺，宣布“政更端平”，大赦天下，俨然一派中兴明君的气象。
二、 三京之议
金国既亡，一个巨大的诱惑摆在了南宋君臣面前：黄河以南的故土，包括旧都东京开封府（汴京）、西京河南府（洛阳）、南京应天府（商丘）等广大区域，如今成了权力真空地带。蒙古主力北撤，只留下少量兵力戍守，且新任蒙古大汗窝阔台尚未有效接管这些新附之地。
“此乃天赐良机！”淮东安抚使赵范激动地上奏，“中原遗民，企踵南望。王师若能北上，收复三京，则祖宗陵寝可复，神州故土可光！”
朝堂之上，以赵范、其弟赵葵、全子才为代表的“进取派”群情激昂。他们描绘着一幅动人的图景：趁蒙古立足未稳，一举收复自靖康以来沦陷百余年的中原故地，完成列祖列宗未竟之业。这对于刚刚摆脱权相阴影、急需证明自己的理宗而言，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
然而，以参知政事乔行简、枢密院副都承旨吴潜为代表的“持重派”却忧心忡忡。乔行简在奏疏中痛切陈词：
“八陵有可朝之理，中原有可复之机。然今之力，但可以振恤中原之民，积累边关之备，待北虏有变，然后进兵图复。若曰‘我取三京，犁庭扫穴’，则非臣所知也！”
他们清醒地认识到，蒙古绝非当年初起的金国，其军力之强、疆域之广，远超想象。且河南地区经多年战乱，早已赤地千里，城池残破。宋军若贸然北上，不仅要面对可能的蒙古反击，更要承担巨大的后勤压力。更重要的是，此举必将打破宋蒙之间脆弱的和平，为这个刚刚摆脱一场百年战争的帝国，招来一个更强大的敌人。
然而，在“雪靖康之耻、复祖宗故土”这面充满道德感召力的大旗下，任何理性的声音都显得苍白无力。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理宗，最终采纳了赵范等人的建议，下诏“出师收复三京”，史称“端平入洛”。
三、 仓促北进
端平元年（1234年）六月，北伐的号角在一种准备严重不足的狂热中吹响。宋军兵分两路：淮西制置使全子才率军一万为先锋，自庐州（今安徽合肥）出发，直取汴京；主将赵葵率主力五万自滁州（今安徽滁州）北上，计划在全子才攻克汴京后继续西进，收复洛阳。
悲剧从出征伊始就已注定。这支号称六万的“北伐精锐”，实则多是临时拼凑，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。更致命的是后勤保障——按照赵葵的估算，至少需要准备十五万石军粮，而实际筹集的不足三分之一。郑清之在后方虽竭力调运，但漕运不畅，民夫短缺，粮草迟迟不能抵达前线。
全子才的先锋部队进军初期异常顺利。蒙古守将崔立在汴京不得人心，部将李伯渊等杀崔立后开城投降。七月底，全子才兵不血刃进入汴京。当宋军的旗帜再次飘扬在汴梁城头时，全军上下欢欣鼓舞，仿佛中兴大业指日可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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